救赎动物也是人类的自救

在北京动物收容基地和无家可归的小动物们在一起

　　这几年，作家蒋子丹的朋友总是笑称她“进入了动物界”。

　　自从偶然在北京认识了收养流浪动物的张吕萍之后，蒋子丹着意要写一本与动物有关的书。5年过去，一本书被她写成两本书，成了今年初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动物档案》和《一只蚂蚁领着我走》，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多家书店持续畅销。许多媒体也就这两本书提出的有关动物保护、人与自然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海南省文联主席孔见在一篇书评中说，蒋子丹的新书“以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身为人类的我们罪孽深重。”

　　这两本与动物有关的书，也让蒋子丹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街上看到一只在车轮中穿梭的狗，或者在电视里看到一只在浮冰上仰天长啸的北极熊，她的心都会突然间抽紧，为它们的性命担忧。

　　新书出版后，蒋子丹还捐了2000册给北京的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幸运土猫”、成都龙桥黑熊救护中心以及北京几位救助流浪动物的人士义卖。4月8日，本报记者联系到蒋子丹时，她刚去了四川，正在为成都龙桥黑熊救护中心做新书义卖。她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自己对动物乃至整个生态的关注再也不会停止。

　　两本书是“姐妹篇”

　　《文化广场》：按你原先的写作计划，这只是一本大约二十万字的书，但后来在写的过程中，为什么你会把它分成两本书？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是否要连续阅读完这两本书，才能完整地理解你要表达的东西？

　　蒋子丹：最开始，我只是被张吕萍先后收养上千流浪伤残动物的行为深深感动，同时也对她收养的小动物抱有深切的同情。可是当我从被遗弃的伴侣动物开始，一步步深入了解被猎杀的野生动物、被虐待的农业动物、被残害的实验动物、被奴役的娱乐动物更广泛的生存境遇之后，发现动物的问题远不止存在于宠物之中，而且非常复杂和敏感，涉及到现实社会的道德伦理，以及历史、宗教、科学、心理、行为、情感、常识等方方面面。在写作的过程中，新的问题和想法不断地出现，让我欲罢不能，所以，无论形式与内容，都有分成两本书的必要。

　　从篇幅上考虑，一本书已经装不下了。从内容上考虑，《一只蚂蚁领着我走》所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也更趋于理性，根据我的体会，在讨论动物问题的时候，情感和理性常常会相互制约，相互矛盾，有时候还会引起歧义，不利于思考的深入。从文体上考虑，《动物档案》以述事为主，《一只蚂蚁领着我走》更注重对观念的疏理和探讨，采用的文体也较为多样。当然，无论写哪一本书，我都没有忘记文学，没有忘记要用文学的笔法和文学的感觉来完成它们。

　　我将两本书定位为“姐妹篇”而不是“上下集”，是因为它们有很强的关联性，又相对独立，可以让不同层次的读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取舍，而不需要非把两本书连续读完。如果读者们因为读过我的书，哪怕只是章节和片断之后，增加了对动物的些许同情和关注，无论程度深与浅，无论赞同或批评其中的观点，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收获。

　　不敢轻言自己

　　是环保主义者

　　《文化广场》：你曾说，《一只蚂蚁领着我走》的写作大大难于《动物档案》，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蒋子丹：对于人与动物相处的前景，我是很悲观的。当我们抱着深深的同情去关注动物时，我们潜意识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现实生活中的消费主义，特别是我们身体里与生俱来的生理局限，都会成为障碍和干扰，使我们思绪纷繁，瞻前顾后，顾此失彼。最大的困难是只要事关动物，我们提出任何问题，做任何事情，都有无数的问号跟在后头，而且这些问号中间不断有悖论产生，所以，当我们认真关注起动物的处境来，心情就会变得很沉重。

　　每一个关心动物命运的现代人，都无可避免地要陷入双重的绝望：一边要面对人类对动物愈演愈烈的利用、剥夺、虐待和残杀，另一边要面对自身根深蒂固甚至是无法超越的物种、基因以及精神的局限性。我完全不想向我的读者们隐瞒这个事实：在整个写作过程中，这些困扰始终伴随着我。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敢轻言自己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我知道自己远远没有达到身体力行的程度，我只是把所思所想所困所扰说了出来。

　　动物福利观念

　　在中国早就存在

　　《文化广场》：《一只蚂蚁领着我走》有一章的小标题是《动物福利》，乍一看还以为是一篇介绍西方动物福利观点的论文，实际上它却是一篇小说。为什么你会把这个话题写成一篇小说？

　　蒋子丹：这篇小说写了一个中国失地农民继生，为了生计参与给活猪活牛灌水的勾当，最后通过自身的感受理解了“动物福利”到底是怎么回事。

　　动物福利观念在西方流行多年，可是在中国，如果脱离了具体的环境，那些条款很难让大家理解和接受。像小说里的那个开活猪活牛注水站的老板对此作出的反应：“动物福利？还打算给猪牛羊马开幼儿园办敬老院呀？再给弄个免费义务教育，公费医疗包干，婚丧嫁娶一龙条服务，那就全齐了。动物还福利，都是外国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闹的。”这样的说法很可能成为大多数老百姓的感想。不过，通过继生的眼睛再来看这件事情，情形就有所不同。他与自家老牛的友情，以及他对老牛的临终关怀，一系列看似平常的细节，得出的是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原来在中国农民的心理和行为中，动物福利观念早就存在，并自然地流露着，完全不是一个什么离谱的新概念。我个人感觉这要比照搬西方人的条款来进行说教更有说服力。

人道主义被歪曲

　　成“人欲主义”

　　《文化广场》：一些人把“以人为本”的适用范围从人类社会无限制地放大到整个自然界，变成不折不扣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偷换概念”的观点具有怎样的危险性？

　　蒋子丹：国际动物福利法的标准，在一些人眼中轻则是一种伪善，重则是一种反人道的行为。他们的依据是：动物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人类，满足人类的需求，假如给予动物以人道待遇，需要人们压抑自己的个性来实现，妨碍了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那就违反了人道主义的要义。所以，只要遇上跟动物有关的问题，“以人为本”就是一张战无不胜的大王牌，也是人类中心主义者最好用的辩护词。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眼里，动物当然是人类可以随意支配的物质，而绝非与人同生共处的自然生命体。

　　假如我们不带任何偏见，来回顾人道主义产生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在动物问题上所应用的人道主义观点，已经因其适用的范围不同，针对的目标不同出现了偏差。以人为本的思想，是针对中世纪普遍存在的违反人性的社会现象而提出的。人道主义先贤们为了把人从神权教条和禁欲主义的精神压迫下解放出来，让人自我完善的能力得到充分施展，提出了与神权对抗的人道主义主张。人道主义绝不是人欲主义，因为它不仅追求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更关注人的心欲，即人的尊严、人的情感是否得到满足。

　　值得注意的是，先贤们同时还赋予了人的理性以极大的意义，强调感性的动机必须服从理性的监督。所谓理性的监督，当然是指人不能无止无休地跟着感觉走，让自己的欲望无止无休地膨胀。也就是说人道主义最终把人引向哪里，还得靠人的理性来做出选择。

　　有学者指出，“以人为本”的概念原本只适用于人类社会范畴，即在处理人类事务中一切考量以人为本。如果把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无限制地放大到整个自然界，等于在不知不觉中偷换了概念，成为放大的个人主义，为人类在自然界的为所欲为大开绿灯。当人道主义被歪曲成“人欲主义”，动物的人道待遇就连悭吝都谈不上了，只能是一种姿态一种说辞甚至是谎言。比如，一个为了得到小海豹的价格昂贵的皮毛，举起大棒把它打得脑浆四溅的嗜猎者，会这样说：从人道的角度来说，一只不受束缚自由生活的动物，迅速地死在技术高超的猎人手中，比起农场里那些屠杀和大自然里发生的杀戮来说，要好得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动物极度宠爱的畸形情感，同样以人道主义为口号，但实际上也属于人欲病态之一种。在现实生活不难看到这样的爱宠狂，专门的玩具，四季的衣裳，名牌猫狗粮，高价美容，盛大的婚礼，隆重的葬礼和豪华坟墓……把人对物质的不断追求不知不觉投射到宠物身上，集中地体现为对宠物物质的给予。如此对动物的极度宠爱，很可能演变成另一种形式的人欲主义，以动物为道具来实现的人类欲望扩张。

　　总之，当人的原始欲望被叠加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印痕，不断符号化之后，我们已经完全弄不明白，对于人的基本生存而言，什么是必要的需求，什么是多余的奢求，动物的人道待遇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成了无解的难题：动物保护人道原则在施用过程中，一次次遇到的最强劲对手，居然正是人道主义本身。可能在这个领域里，人道主义的资源的确已不够用了，需要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来统领我们的思想。

　　融入自然界才能

　　感受动物的苦难

　　《文化广场》：你在书里说，“感同身受”是我们用心接纳动物的关键，也是“一切生命平等的起点”。如何才能让大部分人都像体验自己的快乐、忧愁和痛苦一样，去体验动物的一切？

　　蒋子丹：一条鱼游在水中，画家可能着意于它的游姿之美好，玩家可能惊叹于它的品种之珍稀，食家则可能琢磨它的尺寸和斤两，以及用何种办法烹饪吃起来口感最佳，而在“子非鱼”的典故中，首先让庄子入眼入心的，是鱼儿戏水的动态中洋溢的生命活力和喜悦。这个结论的得出，靠的不是智慧，不是高科技的实验手段，只是一颗关怀所有生命的仁慈之心，以及不曾被人类自大的偏狭所蒙蔽的第三只眼。

　　但是很难想象一个从来不跟大自然接触的人，会对人类以外的任何生命产生同情。高度工业化的生活环境，使人类与自然界和动物的疏离隔绝日甚一日。天天生活在水泥森林之中，被电灯、电话、电脑、电视、电梯、汽车、空调、冰箱团团围住的我们，对自身之外的生命，除了无知之外更多的是漠然。

　　假如我们真正关心动物，最要紧的是要打破都市现代人与自然界和动物隔绝的状态，只有将我们自己融入了自然，才可能从动物的角度来感受它们的苦难，用心接纳这些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生物圈里的异类生命。

　　同情心是动物

　　解放运动的动力

　　《文化广场》：在《一只蚂蚁领着我走》里，你提到了1975年初版于英国的《动物解放》，这本首次提出“动物解放”新伦理观点的书，被称为“动物保护圣经”，还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三十多个国家出版。1999年，这本书首次在中国出版时，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这有什么深层的原因？

　　蒋子丹：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动物问题在中国谈论起来似乎有些“超前”。我认为，中国文化从来就不缺少对动物的关注，从庄子“子非鱼”的典故，到弘一法师的遗嘱，以及民间更多见的类似“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的古训等等，就是明证。中国古代大儒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是一种人间关怀，更是一种自然关怀，体现着人与自然界和谐。我们的老祖宗境界似乎并不比西方人低。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国人在对待动物方面的口碑变得如此之糟糕，这也是我遇到的问题，在书里我也做了探讨。“超前”一词用于动物问题在中国是一种定式，比如为保护动物立法的事，每年两会都有代表和委员提出，最后还是无果而终，据说也是因为“太超前”了。

　　据我所知，《动物解放》一书在中国已经再版了，书中的许多观点不断被中国动物保护人和学者作家引用。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曾经把它作为经典反复阅读，尽管其中有些观点并不能让我完全同意，例如彼得·辛格作为动物解放的代言人，为何要声明他并不爱动物？我非常不理解。按他的说法，反对虐待动物的依据不是情感，而是基本的道德原则，是出自于理性而非感性。我不能接受辛格对人们多愁善感的警告，因为我接触到的所有为救助动物不惜牺牲毕生精力的人们，几乎无一不对动物个体的生命抱有深切同情。

　　我认为，一个真正将动物视为独立的有情生命的人，不可能为了议题的严肃性，为了避免论敌用“动物宠爱者”的可疑形象来玷污动物解放运动，而把这些生灵的血肉抽空，制作成政治与道德问题的模型或标本。幸好，《动物解放》在读者中激起的对动物的同情心，强烈到足以把一切理智的考量都被推到次要地位。这使得我有理由相信，强烈的同情心是动物解放运动最持久、最可能的动力，也将是它上升为严肃政治与道德议题的经验基础。我非常怀疑“道德理念和他者关怀的生长，完全不需要感性土壤”的说法。

　　不能用掩耳盗铃的办法

　　来寻求心灵的平静

　　《文化广场》：民间动物保护人士王培因无法忍受人对动物的残害而自杀，你也说过自己在写作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调整心态，才能不停地面对那些有损身心健康的现实信息。你是否有担心过，一些读者会因为阅读了你这两本书而不断地叩问自己的良知，从而产生抑郁心理，无法面对事实？你认为读者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去阅读这两本书？

　　蒋子丹：不能否认，随着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日益扩大，现代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冷漠、疏远甚至紧张对抗，这实际上导致了人类的巨大精神危机。所谓动物问题其实都是人类的问题，作为物质的人，必须消耗包括动物在内的自然资源，作为精神的人，必须爱有所属情有所归，我们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矛盾体。过于强调占有资源的人，会不顾一切利用虐待动物，来满足物质需求；过于强调寄托感情的人，会病态宠爱甚至溺爱动物，来满足情感需求，这两个极端既不是动物的福祉，也不是人类的福祉。随着这个地球上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人类跟动物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张也更加重要。

　　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智能生物，人类有义务对所有生命的和谐相处担负更大的责任，救赎动物的过程，也是人类的心灵自我救赎的过程，因此，不管我们的心灵要承受怎样的压力，我们都无法回避。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心态不可能建立在病态的自我保护之下，基于此，我们不能用掩耳盗铃的办法来寻求心灵的平静。因为并不是我们对动物悲惨的处境一无所知，它们的厄运就结束了。

「该帖子被 chenmo 在 2008-4-27 18:08:51 编辑过」